凌志军专访：抵御癌症最好的武器不是神奇的药物

一位资深的媒体记者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，伴随求医过程中的体验、观察，引发了对中国医疗体制的一系列思考。他，就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。

自从发现肿瘤，凌志军走过了千万个中国病人走过的历程，体会到了中国式求医的特殊艰辛。他说，将这些经历讲出来，是因为要帮帮这些癌症患者。

他们是属于大家赛跑中突然摔倒的人，每个人都在往前跑，谁去看他们一眼呢？如果我不是生病，我也会匆匆忙忙往前跑，生怕被潮流落下。但现在，我和他们在一起。”

《生命时报》对凌志军的专访，就从这样一个人，一场病，一次不寻常的体验和思考开始。

1、我不喜欢轻率、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医生

凌志军在上海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的写作，凌志军昏昏睡去，却在头晕目眩中醒来。恶心、头痛、天旋地转，让他这个几乎从来没得过病的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。

回到北京后，一系列检查告诉他，他患上了肿瘤，脑子里有，肺里、肝里也有。那好似晴空霹雳的一刻，让凌志军感觉到平生第一次离死神那么近，由此开始了漫漫求医，也是求生路。

记者：任何人身体里发现了肿瘤，遭受的打击都是巨大的。在经历了震惊、绝望和怨天尤人之后，你是从什么时刻开始审视医生这个群体的？

凌志军：发现颅内有占位病变以后，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挂了一位知名专家的特需号。

耐心等了3个小时，终于在下班前几分钟见到了他。他只看了我一眼，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的核磁共振片子上。

我当时强打精神，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，可是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。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，对我视而不见。

我发现，他不相信病人，只相信机器，相信那张没有色彩、温度和生命的胶片。

当我妻子急切询问颅内和肺内的占位是否有联系时，这位专家却带着嘲弄和不屑反问一句：“你想让它有联系，是吗？”我没有想到，他会用这种方式回答一个他也说不清的问题。

那天，我和妻子在忍受了路上颠簸、漫长等待和期待之后，得到的仅仅是一张“专家门诊挂号费票据”，以及一篇“演讲”、一个“问号”和一个模棱两可的“待除外”诊断。有了这一番经历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。

记者：在看了很多中国医生的门诊之后，你的亲属也向欧洲的专家征求过意见，中外专家有怎样的不同？

凌志军：我妹妹是在国外行医的糖尿病专家，她拿着我的片子和病例请国外几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会诊，得出了和国内医生不太一样的判断。通过妹妹的描述，我了解到，国外专家很认真地对待影像胶片，反反复复看了1个小时，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自觉症状；而中国的专家草率地对待胶片，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，一次“特需专家门诊”仅用3分钟就完事了。

我知道，仅凭一两个医生，就来抱怨所有中国的医生，有点以偏概全，但是从我求医问药的经历来说，一个普普通通的病人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类似的遭遇。

记者：你觉得中外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不同，其原因何在？

凌志军：不单单是医生，中西方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都不一样。中国人对熟悉的人、对自己有用的人会很关心，对陌生人比较冷漠。在欧洲，人们更讲公德，对陌生人也比较友善。体现在工作中，就是职业素养更高。

记者：一个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，会对病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

凌志军：医生对于病人的影响力是迅速和压倒性的，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、每次收取高额挂号费的医生。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，可他们的话大多会让病人感到绝望。在我的经验里，轻率、傲慢和自以为是，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。我不会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。

记者：你看病时找到了很多相关领域的大牌专家，是不是你的地位和身份让你能够拥有这些医疗资源？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办？

凌志军：其实大多数情况下，我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挂号、排队的。我觉得这样更能鉴别一个医生的道德水准。

靠熟人关系、权势名声或者靠红包寻找到的医生，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。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，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，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名有钱的病人。

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，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，比如让你加塞儿，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，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。

记者：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很多专家，甚至是大牌专家对你的病判断是错误的。你认为是什么让这些医生犯错？

凌志军：我这一路走来，遇到的医学权威不少。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我颅内的病灶是恶性的，必须手术，结果我执意继续观察，不做手术，最后那个病灶自行缩小了，可见不是肿瘤，就算是肿瘤也不必手术。

一开始很多医生说我肺内的占位是良性的，可以继续观察，但它其实是恶性的，幸亏手术做得及时。世界上任何人都会犯错，医生也一样。

一方面，受制于人性的弱点，医生有普遍的职业优越感；另一方面，医患之间供不应求会造成医生的麻木和厌烦，再加上利益的纠葛，犯错在所难免。

一个自以为是、不懂装懂、贬低同行、不尊重病人的医生，一个对患者病情漠不关心却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，犯错误的概率更大。这样的医生越是地位高、名气大，他以往的成就越容易成为他犯错的原因。

2被“过度治疗”的癌症

胸部手术后3天，凌志军经历了最难熬的一段时光。剧烈的疼痛加上艰难的呼吸，还有高烧不退，让他每天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。然而在身体慢慢痊愈的过程中，他发现了自身力量的伟大，并开始反思医疗体制中，尤其是肿瘤领域里的“过度治疗”问题。

记者：网上有人称，癌症患者在某些医生眼里就像“唐僧肉”。从你的求医经历看，你同意这种说法吗？

凌志军：我刚发病不久就有人告诉我，死于癌症的人，1/3是吓死的，1/3是治死的，只有1/3是病死的。那1/3治死的人里，我个人认为，大部分是“过度治疗”导致的。

100年来，人类用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花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，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愈率几乎没有提高。

我们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，更多得益于检查手段的进步，从而使越来愈多早期发现成为可能。我想，那些最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所产生的疗效，几乎被它们给病人带来的摧残抵消掉了。

在一些病人延长了存活期的同时，另一些病人也因为“过度治疗”更快更痛苦地死去。

记者：大部分患者对医学并不太了解，他们该怎么区分合理治疗和过度治疗呢？

凌志军：这个确实很难。同一种治疗手段，用在这个人身上恰到好处，用到那个人身上就可能是过度治疗。即使一个医术精湛、绝无私心杂念的医生，也难以处处周全。

坚守一个信念也许有用，那就是“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”。抵御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身体，而不是什么神奇的药物。

作为病人，你需要和医生讨论你的治疗。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，也不能盲目地全盘拒绝。我建议患者，你不仅要倾听医生的话，也要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。同时，如果一个医生拐弯抹角地询问你的收入和职业，那么他多半具有过度治疗和“看人下菜碟”的倾向。

3、死亡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

患病之前，凌志军是个“工作狂”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。患病之后，特别是曾经离死神那么近，又有了绝处逢生的经历，他终于有机会看看身边的风景。离家3里地，有一座柳阴环抱的公园，平时他总是匆匆从围墙外走过，得病后无意中走进去，才发现那是个多么美的地方。

记者：你现在怎么安排每天的生活？如果不得病，你估计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？

凌志军：现在我每天7点起床，吃早饭，上半个小时的网；然后出去晒太阳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接下来吃午饭。饭后睡午觉，3点起，喝茶1个小时。再出去散步。晚饭后看一会儿电视，就睡觉了。

如果没有患病，现在我肯定还在拼命工作，每天12个小时，一周7天，没有节假日。写最后一本书的过程中，我已经感觉极度疲劳，但一直硬撑着，总以为睡一觉就能好。

结果写完书，当天晚上就不行了。病最重的时候，看着院子里顶风冒雨的保安、清洁工，我想要是有机会从头来一次，让我从保安、清洁工干起也行。可惜这是不可能的。

记者：突然得知自己的生命也许没有多少时间，死亡随时可能来临，那时候你怎么想？

凌志军：至今我还记得，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、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明白了，什么叫“绝望”。

整个人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我想让内心静下来，却偏偏无法集中注意力。回到家里，有一阵开始怨天尤人：为什么是我呢？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？为什么没有好好养护身体？之后心态慢慢平复下来，我发现预知死期将至的一个好处是，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回望自己走过的生命旅程，内心有一种很深的感恩之念。

感谢上天给了我那么多快乐，同时想象他给予每个人的是公平的：你拥有的权势越多，拥有的真诚就越少；拥有的钱越多，拥有的情就越少；拥有的名声越大，隐私就越少；你周围簇拥的谄媚者越多，拥有的朋友就越少。

我的幸运是，我有个和美的家庭，这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、情真意笃的朋友。

记者：病危时，你曾写下过“最想做的10件事”，如今做到了几件？

凌志军：全部都做到了！最后一件是“重返滑雪场”。从一个被宣布只能活“3个月”的绝症病人，到今天被医生告知“你已经不再是病人”了，5年来从这个噩梦中走出来，靠的是慢慢领悟。

别人劝很难，例如“你要坚强”、“某某得癌都好了”，说这些话都没用。我的家人从没说这些，他们给我的帮助就是努力搜集信息、认真分析判断，这样一来我自然也就冷静下来了。

我知道复发和转移的危险还没有彻底消除，然而，我再也不会谈癌色变。对于死亡，我也不再恐惧。死神是天堂里的最后一位天使，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。

来自觅友平安树

希望我在觅健上的获奖的好运能传给我的爱人，希望他能好好的、平平安安的，健健康康的，快快乐乐的跨过这个人生最大的砍。也希望大家好好的。

延伸阅读：别让医生吓死你 |凌志军

 凌志军《重生手记》.选篇

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中，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。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，也可以选择待在家里。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：治，是找死；不治，是等死。

死到临头的感觉

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、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，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！

灾难是突然降临的，就像晴天霹雳，让我和家人措手不及。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。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都正常，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比如从不抽烟、酗酒。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，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。所以，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、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，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！

那一天是2007年2月12日。当时我站在北京医院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，看着我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。荧光灯的光线从胶片背面透过来，苍白凄厉，有点刺眼。确切地说，胶片上还显示出腹部造影。

“这里有，这里有，啊——肝上也有。”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，一边说，“已经不能手术了，只能全身化疗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。

停了一下，他又补充道：“不说百分之百吧，也差不多了。”

他转过脸看我一眼，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：“啊！你还不知道啊？那那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，我要和家属谈一谈。”

我走出房间，站在走廊上。四围的墙壁好像是刚刚粉刷过的，一片惨淡的光向我挤压过来。

马晓先在我身后跟着，寸步不离。因为职业的敏感，她显然已经明白了一切，所以特别紧张地看着我，嘴巴动一动，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伸手碰碰我的胳膊。这个60多岁、瘦小精干的女人，是这一代人中最富有人生经历的人之一。退休前她是北京医院的护士长，再早一些，是中南海高层领导人的贴身护士。她为人忠直，勤勉细腻，富有同情心。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，她一直陪着我，还与我的妻子赵晓东在医院里跑前跑后，寻找她认为最有经验的医生。

“他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，期待她给我一个更确切的解释，“情况不妙吧？”

“是不好。”她回答。显然是因为了解我的个性，她不打算对我隐瞒任何实情，所以直截了当地确认了这个坏消息，“他说肝上也有。”

先是颅内，然后是左肺，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：脑癌、肺癌，再加上肝癌。这不就是恶性肿瘤、全身转移吗！

“你进去吧。”我对马晓先说，“去看看晓东。”

我担心晓东会受不了，转过身，透过虚掩的门缝去搜索屋内的情形。

我可以看到晓东的背影。她坐在窗前，独自面对着那位医生。还有一群医生的目光在前后左右包围着她。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衬托着她僵直的身影，我极力想看到她的脸，可惜看不到。

我等在门外，过了几分钟，也许是十几分钟，终于看到医生做出结束谈话的表情，可晓东还是僵直地坐着，一动不动。我走进房间，站在晓东身后，轻轻拍拍她的肩膀。她站起来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像是鼓足了勇气，转过身来面对我。我看到了她的脸。

她的脸色大变，嘴角微微抖动，眼里一片哀伤。在和她共同生活的25年里，我从没见过她的脸色如此暗淡阴沉。她后来告诉我：“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在他们面前哭出来。”

她把我扶到医院走廊的椅子上。两人并肩而坐，沉默，还是沉默。有很长时间，我们之间一句话也没有，全身心沉浸在绝望沉闷的空气中，彼此想要回味眼前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可是没有办法把思想集中起来。

周围人来人往，行色匆匆。有一会儿，晓东似乎回到现实中来，蓦然抬起头来，把眼睛直对着我说：“如果是最坏的情况，你愿意知道吗？”

我俩早就有过一个约定：无论谁得了不治之症，都不该彼此隐瞒。现在，她既有此一问，一定是想起了这个约定。

“我已经知道了。”我对她说。

晓东被击垮了。她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哭泣。马晓先陪着她默默掉泪。我的眼睛无法睁开，但我能够感受到她正在用一种悲恸欲绝的眼光看着我。

那天回家的路上，车里气氛低沉。晓东紧紧拉着我的手，似乎担心我突然消失，却又一言不发。她本来是个喋喋不休的人，可现在，所有生机灵动的声音全都消失了，她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惊骇中，剩下的只有沉默。

而我，第一次明白什么叫“绝望”。

我想让内心静下来，恢复思考的能力，却发现无法让自己集中精力，于是索性让思想信马由缰，或者什么也不想，只是细细体会身体内部那些被医生指证的岌岌可危的部位。头痛目眩，这一定是“脑瘤”的征兆了！可是肺癌呢？肝癌呢？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？如果肝上长了那么大的一个异物——就像医生所说，那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，比如说疼痛感甚至凸起来的硬块。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索，渐渐地，还真的在腹部感觉到一种异样。更准确地说，是健康人的“异样”。

我饿了，而且激起了一种旺盛的食欲。

于是我和晓东来到金丰华饭馆，拣了个靠窗的位置，相对而坐。晓东点了一份清蒸鲈鱼、一碟蚕豆和一样青菜。这些都是我们家饭桌上最常见的菜肴。我接着给自己要了一大盆疙瘩汤，这是我每次在这里吃饭时必有的节目。它总能勾起一些有趣的回忆：不是和朋友们滑雪归来开怀畅谈，就是二人相对而坐娓娓叙说。

正是午饭时间，周围食客渐多，人声鼎沸。讲究品位的人总喜欢说：“吃饭不是吃饭，是吃环境，吃心情。”刚刚经历过的打击让我们两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吃饭真是平生第一遭。

我很快回过神来，决心好好表现一下，于是开始向桌上的食物发起进攻。也许是为了安慰晓东，也许是为了鼓舞自己，也许是想要证明医生在危言耸听，其实我什么毛病也没有，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出如饥似渴和津津有味，同时也没有忘记从塞满食物的嘴里挤出一句话来：“肝癌？真是肝癌，我还能这么吃吗？”我渐渐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视生死如草芥的英雄，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喝完六碗疙瘩汤，又风卷残云般地横扫了桌上所有的菜之后，才忽然消失。因为我意识到，在我埋头吃喝时，晓东几乎没动筷子。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，面色苍白，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怜惜。

隔着巨大的玻璃窗，我们沐浴在冬日正午的阳光中，尽管我最终也没能制造出一点轻松快意，却能够感到周身都是暖融融的。我站起身，依然步履蹒跚，靠着晓东的搀扶走回家里，倒在床上，感到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。肚子里面装满了刚吃下去的美食，全身一会儿涌起饱食之后的舒适懒散，一会儿又涌起死到临头的惶惑和恐惧。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几千万癌症患者身处和我一样的境地，不禁有点同病相怜，惺惺相惜。这总不至于真是人生最后的一顿午餐吧？

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医生的话，带着满腹狐疑，沉沉睡去，根本不知道在隔壁房间里晓东已是悲恸欲绝。她想到现在该做的事是向亲友们通告，同时帮助我取消几个重要约会，于是拿起电话，先是拨通美国，然后拨通欧洲，向远在异国他乡的兄妹报告这个坏消息，还没开口已经痛哭失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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